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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1日，我国新修订的《反间谍法》正式施行。对于这部法律，境内外舆论都比较关注，绝大多数意见是支持修法，认为间谍行为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，必须依法严厉打击。但也有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恶意炒作，表达所谓的“担忧”“关切”，渲染新修订的《反间谍法》会影响投资营商环境，有的甚至是颠倒黑白，攻击抹黑我国正常立法活动。

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。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是国际通行做法，任何国家都有权通过国内立法维护国家安全。2014年11月制定的《反间谍法》是我国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一部重要法律，也是规范和保障反间谍斗争的专门法律，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时隔近9年，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，反间谍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复杂，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，各类间谍情报活动的主体更加复杂、领域更加广泛、目标更加多元、手法更加隐蔽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立法机关对《反间谍法》进行了大修，这是新形势下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加强反间谍斗争的需要，是推动反渗透、反颠覆、反窃密斗争，确保国家安全的有力法治保障。

新《反间谍法》总结实践经验，适应新形势新要求，具有三个鲜明特征：一是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与时俱进地完善了间谍行为的外延，将网络间谍行为、第三国间谍行为等新型间谍行为纳入规制范围，将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、数据、资料、物品列为保护对象，提高反间防谍的精准性和全面性。二是坚持积极防御、标本兼治，设立“安全防范”专章，明确有关部门、单位的反间谍安全防范主体责任，压实国家安全机关的指导监督职责，强化重点单位安全防范责任及管理要求等，为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提供了有力保障。三是坚持以法律为武器，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行政传唤、行政检查等必要的执法调查措施，设定警告、罚款、没收、拘留等梯度合理的行政法律责任，进一步保障反间谍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修订《反间谍法》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反间谍法律制度，目的是防范、制止、惩治间谍情报机关实施的各种间谍违法犯罪活动，不针对在中国合法经营、投资、从业的公司及其人员。但是，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将我国依法调查处理间谍活动，与国家、企业、人员之间正常交流合作挂钩，声称“在中国存在着任意执法和错误拘留的风险”，建议“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计划”，担心“在华外国人查找和储存中方统计资料会变得十分困难”，认为“这会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”……这些都是对《反间谍法》的误读。一则，多数国家将获取、收集、复制、泄露、提供有损国家安全或者利益的各种文件、资料、信息、物品、商业秘密等行为均作为间谍行为，这一界定是各国立法普遍做法；二则，中国新《反间谍法》的规定公开透明、清楚明确，明确了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的界限，对于遵守中国法律、提供正常商业服务的公司及其人员，并不受约束或影响。

一段时期以来，美国频频以“国家安全”为名炒作“中国威胁”，近期又一再攻击我国新修订的《反间谍法》，上演无中生有的“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”的戏码，充分暴露了美国“国家安全”的自私、霸道、虚伪的本质。就在上个月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，应询称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经取得进展，正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，以便更有效地在华开展情报活动。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，伯恩斯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情报活动，侧面说明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美国间谍渗透风险。有间谍，就会有反间谍，中国越来越重视反间谍、反渗透的工作，完全是一种正当防卫，是捍卫中国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，岂容美方贼喊捉贼、混淆是非？

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，这是中国立足长远、着眼未来的治本之策，必将对各类间谍活动形成强有力的震慑！（丁戈隆东）

来源：南方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