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和而不同】

(资料图)

由于自满、浮夸和堕怠，那些越是成功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，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。

韩和元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上演后，各种评论都有。但鲜有人提及，从盛唐到乱唐，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，从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繁华，到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悲凉，往往只在一瞬间这事实。纵观古今中外，无论是企业、民族或是国家，最容易遭到危机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。相反，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。所谓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就是这种状况。

那么，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人将其归结为宿命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·约瑟夫·汤因比则持有不同观点，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:获得大成功后，人们尤其是领导者的自满及因这种自满而引发的麻木。诚如他在那本伟大的著作《历史研究》中所指出的，“在获得伟大的成功后，人类都会趋向于可怕的堕落。这种堕落并非出于宿命，而是由于成功常使得人们趋于自满、浮夸，进而堕怠……”

在困难时期，生存及发展的条件虽恶劣，但大部分的领导者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，领导者在决策方面弹性也颇大，因而对危机的适应性也较强。在这期间，只要有改变的方向，民众的精神也往往都表现得很积极，而且创造力亦都不错，即使在困难及挫折的重重包围下，这些勇敢直前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，却有着让人吃惊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。为了突破那些问题以争取生存空间，通常都能累积更多的实力。因此，等到他们能克服这些恶劣生态后，实力经常会有大幅度的展现，竞争力也大超竞争对手，进而造成空前的成功。

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企业、民族和国家往往也就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之中。轰然倒塌的三株集团是如此，曾经叱咤风云的恒大公司是如此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是如此，开元盛世后的唐王朝更是如此。

这里不得不谈到所谓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文化，这些由历代最优秀的人们，以实际行动所建立的文化，对企业、民族和国家从克服困难到迈向大成功，的确有很大的贡献。但这些文化运用不当，也会成为企业、民族和国家的致命累赘。曾将史蒂夫·乔布斯逐出苹果公司的约翰·史考利，在其自传《奥德赛：从百事可乐到苹果》一书里这样写道：“一个组织里成功的文化，经常会使得它的成员有足够的理由，认为依循这一习惯去办事，会更为舒服、更为自在，也更为完全，也正是因此，人们于不自不觉中，反受到了它的限制和约束，慢慢的就演变为封闭型的思考，僵化了组织成长所最重要的生态适应力。那些因为成功而塑造的文化，一旦被组织请上神龛，那么她将用自己的行动写下历史的遗嘱。”

的确，成功的经验总会令人难以忘怀，特别是一个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文化，经常充满着太多的神话、有着太多的故事和传统。由于有着那些真实的、成功的实绩，这些文化逐渐变得神圣不可侵犯。组织中那些敢于质疑的人，往往会被人们视为叛徒。也正是基于此，即使颇具创新力的领导人，也很少敢直接向这些可能已不合适宜的文化发出挑战。在这时，这些成功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的最大的敌人，已经不再是别人，而是他自己了。

正如思想家苏格拉底所告诉我们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，在A时点上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并不见得适应于B时点，因为二者间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样。也正是因此，由于自满、浮夸和堕怠，那些越是成功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，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。太多的神话、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传统会使应有的适应力衰退，太多的必然及应该，也使得人们无法发挥创新性的想象力。

必须认识到，强有力的企业、民族和国家文化能表现出一贯性的承诺及能力，能协调组织成功执行其必要的战略，从而能满足企业、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，争取竞争优势。这种强有力的战略，意味着其必须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必需的调适。若是不能够予以适应性调适，那么这个企业、民族和国家的逐渐衰微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

史考利在《奥德赛：从百事可乐到苹果》一书里一再告诫我们：“一个超级成功的组织，在他的文化中，传承中更需要更新，因为只有这样，组织成员才能够真正体认，今天所作的是对未来的投资，而不是过去的反映”。企业如此，民族和国家亦然。

（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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