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生育率背后高龄产妇十年翻一番 生育人数下降,医疗服务需求提升
从业近30年,产科医生顾蔚蓉注意到近年来临床上的一个现象:伴随低生育率的出现,临床上高龄产妇(备注:年龄35岁以上)比例在明显增加,合并症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加,“这也是国内诸多大型产科医院面临的主要问题,对我们的接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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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蔚蓉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科主任,这家医院也是上海三家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之一。近年来,在这里,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-25%。而在2011年,这一比例大概在11%,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。
“譬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疾病、免疫系统疾病等,高龄孕产妇更容易出现这一系列合并症,这类人即使没有怀孕也存在疾病风险,一旦怀孕,她们在早产、流产方面的概率更高。而很多合并症的出现,预示着孕期健康管理特别重要。”顾蔚蓉表示,正因为高龄产妇比例增多,不确定风险因素增加了,很多问题不单单是产科医生可以独立解决的,越来越多地需要其他科室,甚至是其他综合性医院医生的帮助,包括内分泌科、风湿免疫科、辅助生殖科、肿瘤科等,而对于产科医生来说,能及时识别产妇孕期的风险是最重要的,但这一切有赖于不断的学习。
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长之外,现有生育人群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同步提升。“一方面,产妇对医院的硬件环境设施要求高了,很多孕妇并不满足于多人一间的病房,还要求有配套的淋浴间,产后也希望能去月子中心休养,另一方面对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的要求更高了,更加关注生孩子过程的舒适感。”顾蔚蓉说。
现状:高龄产妇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
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在产科专家门诊中,顾蔚蓉总共服务了15名孕产妇,其中30岁以下的仅有3个,高龄产妇却有8个,最高年龄者达到40岁。
“从临床上来看,女性生育第一个宝宝的年龄相应有所推迟,30岁以下生育一孩的人过去多,现在少了。”顾蔚蓉表示,这一情况或与现在大家的生育意愿有关,或是受到国家生育政策影响,如果一孩生晚了,二孩、三孩政策开放了之后,生多孩的年龄则会更晚,高龄生育的风险也就会多了。
顾蔚蓉进一步表示,在该院高龄产妇占比20-25%。而在2011年,这一比例大概在11%,这意味着1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翻了一番。
高龄生育可能存在哪些风险?顾蔚蓉举例说,拿子痫前期来说,这是一种在孕20周以后出现的妊娠并发症,会增加孕产妇及胎儿死亡风险,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肾脏疾病、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这些都是子痫前期的高危因素,后者严重危害母婴健康。
顾蔚蓉表示,人类随着年龄升高,通常血管壁细胞弹性下降,高龄产妇更容易患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疾病,脏器激素分泌功能减弱,怀孕期间摄入大量营养可能导致高血糖、糖尿病等症状。此外,高龄生育导致早产、流产、胎儿窘迫、产后出血等风险也大大增强。
顾蔚蓉还提及,年龄增长是生育力下降最不可抗拒的因素,高龄生育也必然会导致不孕不育的比例增高,辅助生殖的比例也会升高,因此,孕期的监测显得更为重要。
顾蔚蓉遇到过一名高龄产妇,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受孕,怀上双胎,但在孕中期通过糖耐量检测,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,“之前她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症状,好在通过检查手段可以及时被发现,进行相应的饮食和运动干预,同时因为高龄及双胎,她又是子痫前期的高风险人群,需要口服阿司匹林进行预防。”
挑战:高危妊娠,密切监测至关重要
顾蔚蓉表示,随着高龄生育的出现以及高危妊娠的增多,该院特别为每一种生育风险疾病制定了表单化的管理。
“如果怀孕时出现了糖尿病,我们会通过表单化管理,指导建卡孕妇将每天吃的三餐的食物、加餐的食物都登记进入表单,然后再通过自测血糖,这样医生就能及时发现问题,譬如哪些吃了血糖会高,这样就便于孕妇及时调整饮食。”顾蔚蓉说,采取表单化管理的疾病覆盖了诸多妊娠并发症,如妊娠糖尿病、妊娠期高血压疾病、前置胎盘、早产等,“对于子痫前期人群来说,目前在临床上有很多预测模型,我们通过早孕建卡时常规检查的指标,构建了子痫前期的预测模型,能够尽早识别高危人群进行预防,同时在孕期去监测孕妇的体重增长情况、水肿情况、血压变化以及胎儿生长发育等。”
顾蔚蓉又举例说,孕妇在怀孕期间会处于高凝状态,血流相对缓慢,容易造成血栓,一旦脱落可能导致肺血栓等危及生命,为此该院专家于2020年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上海市专家共识,开展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(简称VTE)的风险评估。“高龄孕妇是VTE高危因素之一,我们需要根据孕妇的评估情况,及时开展预防措施,在不同时期去动态评估孕产妇的VTE高危因素,包括孕早期、孕28周以及分娩后,或是出现一些临时因素比如妊娠剧吐。”
有过流产经历的孕产妇,也是顾蔚蓉关注的重点人群。顾蔚蓉表示,流产的原因有很多,或是与感染有关,或与宫颈机能不全有关,或与胚胎染色体异常有关,又或与孕妇的基本免疫性疾病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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